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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2019-06-12 03:35 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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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周继昌,字文卿(1893—1967),济南人。历经清末、民初、抗战、建国、土改、文革等社会变迁。一生善良处世,言行端庄,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外财不取,助人为乐,抗日有功,教子有方。父亲去世40多年,回忆几件动人事迹,以此追念父亲养育之恩。 

有一年秋天,花生大丰收,父亲将四千余斤花生米售给鹊山石家店,石老板的帐房先生计算有误,当时父亲不知道,回家方知,多支付给十块大洋。那时帐房先生全年的薪俸才八块大洋。第二天一早,父亲叫来长工赵立成,说道:“石家店多给我们十块大洋,以后店东知道了会着急上火,造成员工相互猜疑闹矛盾,帐房先生会被罚全年的薪水,今天快去退还。”
      三十年过去了,石老板的儿子石明在共产党领导的乡政府当了乡长,率工作队进驻我村搞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分田地,对地主分子轻则大会斗争,重则施以流血斗争,还有挨斗不老实的拉了“望蒋杆”(即把被斗者吊在大树上)。在斗争大会上,石乡长讲:“周继昌先生不要斗了,原因有三条:其一,支持共产党抗日,保护了我地下交通大队人员和军火供应人员;其二,他受共产党政策感召,土改前两年已把160亩土地赠予贫下中农,自己已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三,为人和善,不发外财,济贫救困,助人为乐,群众口碑很好。乡政府决定 :严格按土改政策妥善处理,瓦房大院分出一半作土改办公室,留下20亩薄地自种自吃。”就这样遇难呈祥,我的儿子就是在这半处大宅院里生人长大的。
      我有两个表哥,都是地下党党员。姨表哥王继位,时任中共渤海军区交通大队钱粮委员,管理八路军、新四军发行的“渤海币”,当时日本鬼子搜查甚严,表哥就藏在我家大宅院里,夜晚工作通宵,白天藏在北屋西间一个大席卷中,交通大队的许多财务管理大事都由地下交通员在我家办理。还有一位姑表兄刘自斌,黄埔军校毕业,受党组织派遣打入日本军火库,为共产党八路军购置武器,押送军火。他身着黄尼子军服,腰跨东洋大刀,留着小胡子会说日本话,骑着高头大马,侍卫随从跟着。两辆骡马轿车里端坐“夫人”,身着旗袍,梳着“香蕉卷飞机头”,带着墨光眼镜,说到我家走亲戚看舅舅。从济南过黄河浮桥,无人敢查,当天夜里,两辆轿车带过来的军火,就从我家转运到八路军手中。1944年,叛徒泄密,表哥被捕,英勇就义,时年28岁。
      1935年,我的家乡盗匪四起。初冬一个夜晚,一伙盗匪从我村绑架了六户,人人心惊胆战。临行时,我父亲指着被绑架的周继法的母亲对匪首说:“她是我婶子,她家平平常常,拿不出钱孝敬官爷,她家的赎金算到我头上。”又指着被绑架的丁西成先生说道:“丁先生是个穷教书的,他家三个儿子三十多岁了,穷的连媳妇都娶不上,绑他何用,赎金也算在我周某人头上。”就这样匪首答应放了这两家。盗匪带着这四户“肉票”趁着月黑头天向匪窝奔去。
      途经“阎王店”村,该村有个“黑水大湾”,据说水深十八丈,直通黄河,从来没人敢下去。村庄里看家护院的守卫者问:“什么人?”匪首答道:“借道,借道,我们是过路的。”一听说“借道”,村民知道是贼来了,开了鸟枪火炮,匪贼放松了看管。父亲想:被贼捉去,家产得卖个精光,若拿不出足够的赎金也是个活埋。现在管的松了,不如跳湾自行了断算了,于是挣脱绳锁,跃入水中,喝了几口水后,又有点后悔,就把头伸向对生的两棵大树的夹缝里,两手抓住树根。待了一会儿,枪声停了,匪贼都跑了,父亲才爬上岸来。至今,周家、丁家几代人亲密相处,就像一家人。
      父亲一生遇事冷静,深思熟虑,即便蒙受冤枉也不着急,想法子找心理平衡,不伤和气。父亲常说:“吃气如喝蜜嘛!”有一场官司,该赢的事反倒打输了,蒙受冤枉。邻居周某某盖北屋十多间,没留滴水檐,水冲坏了我们五家的胡同道,在修复胡同道时,双方发生争执,对方反说我们五家侵犯了他家宅基,对方起诉至县级地方团团长孟某某那里,父亲想:我们有理,对方侵占公用胡同,反咬一口,是欺侮我们,孟团长又是我家亲戚,认为官司必赢。但对方向孟团长大送其礼,买通官方,官司打赢了。这五家人没送礼,官司输了,认为很冤枉,叫父亲出面上诉。父亲劝说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再上诉,要想赢我们得花大钱,才能正过来,再说,我们也未必打赢。”又说:“修复胡同道是小事一桩,我家有车拉土买砖,有人修复,修道的事算我自己的事。”就这样这五家人咽下这口恶气,我家修复胡同道,与周某保持了兄弟爷们平和关系。
      父亲教子有方,亲自教我读书做人。抗战时期,学校停办,父亲请来秀才周秉璋先生教我和妻子读书写字作文章。父亲的珠算学问大,方圆十几个村有买卖丈量土地的事都来请父亲办理,因此父亲是我俩的珠算老师,我六岁就开始背加减乘除歌诀,八岁学“梯田截积算法”,十岁开始随父亲给街坊邻居算地劈地,写地契,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数学系,父亲教悔,没齿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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