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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真的缺乏大师吗?

2019-03-13 10:38 来源:未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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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真的缺乏大师吗?

我们这个时代真的缺乏大师吗?我看未必。或许,与中国历史上像春秋战国和民国初期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英雄辈出的时代相比,我们时代的大师确实不够多也不够耀眼。但是,我们也不该被历史的光芒遮住双眼。
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有时候,不是缺乏大师,而是缺少发现大师的眼睛和认可大师的心。因为很多人在怀念大师的同时,会继续以过去的眼光来审视现在的社会,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当代人,进而感叹如今已无大师。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师”的解释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从这个解释上可以看出,成为大师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上要有造诣,二是客观上被人尊崇。
大师往往意味着经典,而经典通常是后人“追认”的,所以大师仿佛也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师的存在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存在。
人们对大师的追怀和推崇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它试图通过对大师的界定和缅怀来对比、抵抗当下文学、文化的世俗化、肤浅化。在这一过程中,大师所创造和代表的思想与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及阐扬,成为人类文明史和文学史的基石和巅峰。
但另一方面,伴随着大师的不断被神化、圣化,他们又不自觉地对当下的文学、文化构成了遮蔽和否定,当代人在重复言说大师并确立大师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因而,大师一方面以历时的形式成为当代无所不在且不可逾越的高峰,另一方面又以现时的形式在当代严重缺席。
 
以文学领域为例,我们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涤荡干净历史的尘垢,淘洗出被掩盖被遮蔽的真相,但我们同时也应警醒地认识到,时间也会销蚀掉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甚至曲解文学的意义。对文学大师的解读也同样如此。
历史的追认会让我们看清一个人本源性的价值和贡献,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放弃当代人自我的评价。因为后人对我们身处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绝不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后人对我们身处的时代的文学、文化的理解也绝不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
一个被后世认定为大师的人,在他所身处的时代一定也有卓尔不群的表现。也许有人会举高尔基、索尔仁尼琴、沈从文、张爱玲的例子,但我们也不要疏忘,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已经被认可了,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被曲解或遮蔽罢了。
这个例子也从反面说明大师的评定固然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作品固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师之所以能跨越时空与不同时代的读者进行对话,就在于他们的思想的开放性和永恒的艺术价值。
 
既然对大师的评定有一个相对的标准,那么大师的位置一旦确定后就再也不能改变了吗?恐怕不是。首先,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个体对何为文学的理解都可能会有差异,这就使得评定大师的标准变得暧昧起来。
其次,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化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意识形态的遮蔽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真相,这就需要我们去筛选、淘洗。也正是因此,当下才会出现惹人关注的“重排大师”现象。
众所周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80年代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叙述和评定现代文学时,都毫无例外地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尊为大师级别的作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似乎成为业内的一个潜规则。
直到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才第一次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这套文库的“小说卷”,在排列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时,不但打破了固有顺序,而且在大师名单的遴选上也作出了重大调整:
所列的20世纪文学大师由原来的鲁、郭、茅、巴、老、曹调整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九位。在这里,金庸取代了茅盾赫然排名第四,并进入了大师的行列。
 
上述“排名事件”立即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支持赞赏者有之,反对批评之声亦盛。撇开“重排大师”的功过是非不论,这一事件的出现至少反映出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是文学思维的开放。青年学者们已经从过去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提出问题,力争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窠臼而以新的“审美标准”去重新衡量20世纪中国文学。
不论其衡量的结果是否令人信服,至少这种大胆的举动就说明了他们追求艺术和真理的勇气,说明他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式来审视中国文学。
事实上,不论我们是否认同王一川排定的大师座次,都不得不承认他审视总过文学的视角和方式自有其独到之处。文学大师的界定不仅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和确立当代自己的大师。
吴义勤曾在《当代人能否命名“经典”》一文中说:“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一部作品的经典化离不开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作家以他不朽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从而成长为新一代的大师。
我们没有必要厚古薄今,也许时下对某些作家的认可和评价有些过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人们可能就无法挣脱尊古的窠臼,从陈规俗套中脱颖而出。
 
其次是对文学大师的重新排名反映了中国文化格局的变迁,金庸的出现说明从过去严肃文学的一统天下到现在大众文化的初露峥嵘,中国雅俗文化的重构已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中国文坛大师的重新洗牌,一部分是因为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但其更深层次则是因为中国文化格局的变迁。
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一直不绝如缕地潜存着由俗入雅的流变。一部中国文学史,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有一个由俗入雅的变化过程,即中国文学是从民间艺术走向文人艺术的。
无论是《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代经典,还是近代因“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白话文小说,在一开始都是“俗”的成分更多一些,后来因其经典性而被雅化升格为雅文学。
在商业化、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雅文学也有意识地向通俗文学倾斜。
通俗文化的价值一再得到阐扬,通俗文学的内涵也得到了扩大;过去对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界定已经很难适用于今天的文学现状,雅俗文化的重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更是出现了“身体写作”等商业气息浓厚的文学现象,代表了新一代作家在市场机制下对文学创作的重新定位。
 
文学的功能不仅仅是对大众进行启蒙,其娱乐功能也开始受到重视。重新掀起的张爱玲热、金庸热以及对许多通俗小说家在文学史中位置的重新估定和对通俗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地位的重新厘定,都说明旧有的雅俗文学评价体系开始失去效力。
雅的不一定代表文学成就一定高,同样俗的也不说明品位就一定底下。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重新洗牌正是雅俗文化重构的集中体现。
雅俗文学交融和互动是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向。因此,我们评判大师,也应该与时俱进。在当今时代,雅文学中可能诞生大师,俗文学中也可能诞生大师,能做到雅俗共赏、完美结合的人更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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